如陆勇有罪，则社会有罪
《重庆律师》特约评论员：付剑波·律师
注：此文系应《重庆律师》之约，在2015年时，对眼下正放映的电影《我不是药神》的原型陆勇事件作的评论。
读罢陆勇案案情，一位法哲先贤的话在我脑海萦回：“一个人，为钱犯罪，则这个人有罪；一个人，为面包犯罪，则这个社会有罪......”。最近，慢粒白血病患者陆勇，为自救和帮助其他同病的中国患者自救，从一家印度公司购买并帮他人代买印度生产的与真“格列卫”抗癌药疗效完全一致的仿制“格列卫”药，被控构成销售假药罪，正面临审判。
根据司法解释，是否是假药应按药品管理法规来认定，而后者规定：未经国内审批、许可的药即为假药。陆勇代购的药，虽然在印度属于合法药品，但未经我国批准销售，因此被“视为”假药。根据刑法修正案，只要有主观故意，且客观实施了销售假药的行为，即构成犯罪，不管是否牟利及发生实际人身伤害。因此，尽管陆勇代购的印度药药效良好，且本人没有牟利行为，亦属犯罪行为。如此比照，陆勇罪当其罪了。但为何世人，特别是陆勇的广大病友，直呼其冤？原来，我们遭遇了恶法恶政。国家生产不了对某种疾病有确切疗效、有极大需求，且高度廉价的药物时，恶法恶政不是及时批准进口，或激活药品强制许可，组织国内自产，却以保护国家药品管理秩序的名义，惩治陆勇们的善良行为。
即便是现行刑法，也要求被惩治的犯罪行为，首先要具有社会危害性。陆勇的行为使千余患者受益，不仅没有社会危害性，反而具有社会公益性。人权至高无上，陆勇通过代购外药，实现健康权、生存权、生命权的自我保护与实现，这与我国法律自力救济中紧急避险行为并无二致，何罪之有？
法，形似冷冰冰，硬梆梆，但是，“法不外乎人情”。本案，没有情与法的冲突，只有现代的、文明的立法、司法理念与相对落后的、野蛮的立法、司法理念之间的冲突。药品监管法律体系的根本宗旨，是向公众提供更完善的用药环境，让公众能够用上更安全、更高效、更廉价的药品。但现实中，一方面公众承受不起昂贵的进口原药，一方面又不引进、不仿制廉价的仿制药。与其治罪代购“假药”，不如更多反思，如何解决众多重症患者被高昂药费压得透不过气的现实困境。
笔者建议，治疗重症昂贵进口原药，应纳入国家医保。国家医保体系是否“承受得起”与应不应纳入是两个层面的问题；本来，我国也有“药品专利强制许可”制度，但至今仍未有药物强制许可的先例。进一步修改知识产权法和专利法，激活并有效实施药品强制许可制度，特定情形下准予仿制进口原药；对“假药”的法定含义从立法、司法层面重新界定，不反对患者自救。理由很简单，不要让患者们绝望，不要让世人绝望，因为我们都在同一条船上，如果一个人绝望，那么所有的人都不安全。要么樯倾楫摧，要么血雨腥风。
最后，笔者引用影片《达拉斯买家俱乐部》中法官的两段话作结。法官对药管局说：“你们直接干扰连病人自身都认为无害的药物的流通，法庭深感困扰。药管局的成立是为了保护人民，而不是阻止他们获得救助”；“有时候我们的法律制定得不合情理，如果一个人被确认已经病入膏肓，他们应该有权使用他们认为会有帮助的方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