端午节这天，一大早，居住在远方的战友和客居他乡的小弟分别发来了问候短信。使我不由自主地想到童年老家那潮湿而光线昏暗的老屋，并提笔画了一幅水墨画，由此勾起我童年那无限的情愫。就暂定为《端午情愫》吧。
青春眨眼间就没有了,皱纹一条一条的爬到眼角,我们阻止不了岁月破坏我们的容颜,可是我们可以让心在岁月中慢慢磨砺,如蚌中的沙,慢慢的光润起来,等到我们发苍齿摇、步履蹒跚的时候,还可以让珍珠的光泽晕红最后的行程。
话童年
我出生于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按当时人们讲是“生在新社会，长在红旗下”的新一代，的确是那样。屈指一数，也到了知天命之年了。 我的童年是在一个叫大月坝的地方度过的。位于长江的南岸五十余公里，那时外河人叫那个地方为山里头，把那里的人称山里头的人，但在我们的心目中，真正的山里头是指太平坝和都督那一带，因为在与老人的聊天中常提到那些地方时，就把那里叫山里头，把那里的人称山里头的人。在我的概念中，真正的山里头是没有良田，不产水稻的，只产玉米棒和洋芋。而大月坝有良田、良地，我认为不属山里头，更不是山里人。
大月坝，自古以来就是崇、茶、栗进山出河之要冲，听老人讲，解放前大地主郎瑞丰在那里称霸一方，民国时大家叫他郎局长；近的不说，在彭水的棣棠、磨刀洞、太平坝一带都有他的田地，那时郎瑞丰手下有民团，拥有几十条枪，并在大月坝老街的鸡翅堡上还筑有雕楼等防御工事，内部有射击孔、了望台
,其外墙和大门修得相当坚固
,地势险要，易守而难攻。刚解放时人民政府打土豪、分田地，就把他的四合院作为原崇实区委，区公所就的办公地。大摡在上世纪七十年代，由于交通不便又缺水，只好搬往观音寺，在当年大鱼壁龙河电站的水渠上建房办公，即现在的龙河镇。
在那个年代，由于家庭姊妹多，吃穿拫本无法与现在相比。在这里，讲一则发生在我家里的故事：那年我可能只有六、七岁。那是一个冬天，那天逢赶场天，临近中午，家里来了一位远房亲戚，我们叫她表娘，她在饭桌上一边吃，一边与母亲聊天，这位亲戚对我母亲说，我今天在场
(街
)上见一娃儿
(小男孩
)戴一个烂狗头帽，脚上穿的那双翁
(棉
)鞋的前后都踩
(踢
)烂了，而前面的大脚指拇
(大脚拇子
)都露在外头，都冻得青脸青嘴的，还和几个娃儿在场上跑上跑下，不知这家大人是怎么当的？当我母亲听完这话后，就哈哈大笑起来，笑得都喘不过气来，她告诉这位亲戚说，你低头看看桌子底下是不是这个娃儿的翁鞋。这位亲戚低头一看，也不好意思的笑了起来，并说到，这个背时的，真是无巧不成书，就是这个娃儿，真没想到是嫂嫂家的娃儿，真是对不住了
……作为做庄稼的农民，同样是那一亩三分地，怎么没饭吃？拿农村大白话说是做
:“假”了，每年一次运动，隔年一次高潮，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斗得大家找不到北了，那时的户籍是管理得很严的，若要外出，没有大队、公社出具的纸条条是出不了门的。记得凡是春耕、栽秧季节，逢赶场天，公社干部就在场边的旮旯里“猫”起，专门捉那些赶场的人，并一个一个地弄下田去帮别人插秧子。但每年秋收后把公粮上交国库后，分到农民手中的粮食就所剩无几，每到正、二月间，大部分人家都揭不开锅，家家户户等着吃救济、返销粮过日子，记得从东北运来的干红苕片、玉米粒等分到每户度饥荒。有的人家还到高山上去打红仔，背回家晒干后磨成面蒸成馍来吃，但吃下肚后，拉不出屎来，把人整得够呛。
知青哥哥在我童年的记忆里，不管是农村还是城市，什么都是计划供应，只不过城里人要优越些，每月凭粮油票能满足一个人的基本生存，在广大农村，农民们只有脸朝黄土、背朝天，过着日出而作，日落而归的辛劳时光，这还要看天老爷是否眷顾。
当年毛主席教导我们说：“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
……广阔天地，大有作为
…”一场轰轰烈烈地城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支边、支农在全国各地全面展开。
上世纪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当年我们队先后分来三个重庆知青。同时，大批的城市知识青年来到农村，也给那时相对闭塞的乡村带去了文明和知识。有趣的是当年有一个女知青，落户在四大队，听说他老汉在重庆一个大厂子当头，就把一台当时就报了废的、苏联产大卡车赠送给人民公社，为了谁当驾驶员，公社领导就在退伍的、曾在部队从事驾驶兵中选了二位候选人，当然，最终还是有一定关系的那位坐上了驾驶室。听说从重庆开回大月坝，在路上就修了几次，不知开了几天才开到了公社坝坝，去看稀奇的乡亲们这里摸摸、那里看看，公社干部也把那玩艺当宝贝。后来也没跑几天，渣都没得个，可能是拿去卖了废铁了。
那时我还很小，听他们讲城里的人和事、讲在校时排演《智取威虎山》、《红色娘子军》等八大样板戏的趣事、给你辅导家庭作业等，很是羡慕他们。我第一次尝味精的味道就是重庆知青从大城市带来的一小瓶，当时的味觉现在想起真鲜美，而家里的老人们都吃不来那个味。
记得第一个知青姓彭，听说是一个孤儿，在重庆的日子也不好过，是一个老实本分人，有一年的冬天，不知是哪个没良心的人把他从队上分的仅有的几十斤水稻给偷走了，那段日子他只好煮一大锅红苕充饥，可能是很久就缺油了，大铁锅都生满铜锈，我母亲是个善良之人，时不时的有好吃的就接济他，返城后听说安排在一屠宰场卖肉。
第二批分来了两个知青，一个姓陈，一个姓邹。我们在称呼他们时，母亲总是提醒我们，在名字后面加一个“哥”字，以显得亲近些，她老人家时常唠叨，这么小的年纪就离开家，离开他们的父母，真是造孽啊。因为我们姓廖。他们的嘴也甜，平时在人前人后总是给我母亲喊“廖妈”，那几年他俩都是在我家“搭伙”，一起吃，可能是我家要比其他家庭的生活要好一些的缘故。后来队上分给他们的粮食就直接背到我家就不管了。姓陈的一年后就返城了，接班安排在一货轮上发报。
姓邹的那位知青可能是父母还不到退休年龄，就留下来多呆了几年。同时，与一起下乡分在江池的同班女知青恋爱上了，那时我堂哥是他们的“铁杆
兄弟”，充当他俩的信使，多次往来于大月坝与江池之间互送情书什么的，后来，姓邹的也回城了，安排在重庆一轮船公司，听说在公司干了几年后，自已出来开办了一个船舶配件公司，那位女知青考上了沪州卫校，毕业后又分回到县城一医院，后来他俩结婚后在县城医院生了一个大胖小子，我母亲和伯母知道后很高兴，特地从老家大月坝带上土鸡、土鸡蛋赶到县医院去看望他母子俩。后来也调回重庆了，在九十年代，在丰都出身的那小子，读高中的时候，与老师和同学一道来鬼城玩耍，我还在老城商业场的一火锅馆办了招待，给他们送行。之后这近二十年来就没有联系了，不知近况如何？时不时还想念他们。
物资交流会在那个物质极度匮乏的年代，每到冬、腊月，人们就互相打听，某某乡何时召开物资交流会！回想那时一年才一次的物资交流会，真是名不符实。每逢乡场开物资交流会，也是大家的节日盛会。本来乡场街面就窄，这天拥入乡场的人数比平时赶场天要多几倍甚至十倍。一会儿这个人的钱包被人摸了，一会儿那个人的口袋被“摸包”用刮刀拉开了口子。那时特别是重庆崽儿(知青)和丰都城里崽儿(知青)打群架的现象时有发步，都年少气盛，血气方刚。一会儿，上街头丰都崽儿与重庆崽儿打起来了；一会儿，下街头重庆崽儿与丰都崽儿打起来了。大家看稀奇，只有市管会那臂上带有红布箍的人赶到现场才能平息事态。不像现在各个乡都有公安派出所，那时各乡好像只有一名公安特派员，而且都不驻乡，驻区公所。人挤人，根本就无法通行。还好，那个时候绝大多数乡场还没通公路，如说是汽车来了就没辙了。
当人们盼到中午时分，供销社的人就从楼上的走楼上或门市的小窗上向外抛出一点小纸票，只见在人群中引起一阵骚动后，那些身强力壮的人将抢到手的小纸票拿到柜台去卖上一双解放鞋或一联肥皂什么的，脸上笑开了花。没有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人可能会说是天方夜潭，但这些都是事实。记得有一年的冬天，当地的供销部门还向农户赊销了一些布匹，有花布、青布和白布等，当时我家母亲认为白布质量好且匹实，就要了一些白布，后来缝了几床被单，我将余剩的布订在木框上，经制作后画了几幅油画，效果很好。还有，就是不知从何地来赊销大铁锅的，担在肩上走乡窜户，每到一地，在乡亲们面前，把大铁锅有意地扔到石地坝上，证明铁锅的质量好。赊出去时也没记个账，我至今也没弄明白，既然是赊销，但几十年过去了，很多老人都作古了，也没见有人来收账。
艰难岁月 听父母讲，不管怎么说，那时再苦，再穷，也没有五九年至六一年那么苦，那么穷。说到这，还得把时间推回到一九五八年那场轰轰烈烈的全民大炼钢铁运动。中央提出十五年内要超英赶美，那时老家有劳力的人放下锄头都抽到三抚去炼铁了，没有源料就把每户的铁锅等拿去炼钢了，当时提出的是跑步进入共产主义，大跃进时，在工人行列中，拥有九千多万名工人，其中，农村人口就占四千多万人，那时的外墙上，到处都写有“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没社会主”等标语，我们这代人尤为深刻，到后期是农业学大寨、工业学大庆。在广大农村，客现地说集体的力量是无穷的，现在回乡去看到那一坡坡用石头砌成的梯田和土地，修塘架堰，没有集体的力量是办不到的，到处人山人海，红旗飘扬。
由于吃大锅饭，干好干孬一个样，农村的粮食减产了，加上各地出现了浮夸风，如广西某地早稻每亩产量十三万斤，更为离谱的是某地产一千斤一个的萝卜，一代伟人毛泽东他老人家作为农民出身，难道每亩能产多少粮食不清楚吗？当时也派人和亲自下到基层去搞调查，看到田里的麦子上能站人，心里就乐坏了，他老人家可能认为是伟大的人民智慧战胜了自然科学，可能吗？你吹，我吹，大家都在吹。从有关文献上看，丰都当年也属重灾区，为了放“卫星”，专门召开打人大会，听当事人讲，那现场真是不寒而栗。那三年内发生了四万多起自然灾害，饿死了几千万人，为什么？政策出了问题！
有人说是人祸，有人说是天灾。从有关文献上看，是兼而有之，那几年由于没饭吃，挖观音土，吃树皮，吃得脚都肿了。一个自然村，就饿死了不少人。在我老家不远的张教，常听老人们讲，家里的老人饿死了，连抬出去埋的人都没有，只好埋在自家的红苕坑里，过了几十年后，才把尸骨用布包好，装入棺木里，迁出葬在他家的后山坡上。还有的人走在路上，走着走着，倒在路边就再也没站起来了，有的家庭没留下一个人，最后在统计人口时成了绝户。聊到这个话题太沉重了，因我不是亲身经历、见证者，我的下一代更不知饥饿意味着什么，只有六、七十岁的人才知个中原委。以前一家人在谈及这个事时，我的大姐讲，她能依稀记得有次路过粮站时，粮站职工正在吃饭，她看到掉在地上的米粒，就下意识地拾起喂在嘴里的经历。时过境迁，但我们不要忘记过去，一位名人曾说，忘记过去，就是对
历史的背叛。虽然是短暂的，但这样的悲剧的的确确在我们身边发生过。
我的父亲
从家传经单薄上记载，我家是在曾祖父那辈人从X教坝搬到现在名训家坡的地方居住的。经单薄载，我的曾祖父生于道光三十年X家老垣子，即现在的X教坝上院子。殁于民国六年，葬于自宅东侧。曾祖母江氏，我在《“苦节永年”与我曾祖母的传奇人生》一文中有详细叙述，本文不再赘述。父亲五零年抗美援朝，五三年以军事停战委员会中朝代表团驾驶员的身份前往三八线板门店，运送战浮和战略物资。五七年退役后，在省汽车运输公司XX队工作，尔后支援三线建设，修建渡口（现攀枝花市）和襄渝铁路，常年奔跑在千里运输线上。七十年代中期，改车型开大客车。由于儿女多，他生活十分节俭，每天只吃那八毛钱的出车补助，工资全部拿回家里补贴家用，特别是我和姐姐在同一所学校念书期间，吃住都在学校，用了他工资的大半。八一年他老人家退休回到老家后，子女们个个都相继长大成人，都为了个人前途而纷纷离开老家，只留下二妹和么妹陪伴着他二老。在乡邻心里，大家很尊敬他，说话办事很有主见。大凡族上的红白喜事，主人家都要请他到场或找他拿主意，可称得上是一个德高望重的人。
那几年，区里、乡里那帮年轻干部考虑到基层组织一时没有恰当的带头人，多次动员他出山，就这样当了几年的支部书记，同时，也为村里及队上办了一些好事和实事。那年头，我在外地工作，春节回家看到家里安上了自来水，从心里感到高兴，再不为担水而发愁了，听邻居们讲，是父亲带领一帮留守在家的爷们、婆娘们顶酷署、冒严寒，投工筹钱用钢钎、二锤、钻子、手锤、十字镐等原始工具从几公里外的小山脚下开渠引水，架设管道，硬是把岩石凿成一个个窟窿，并在屋后的山坡上修建了一个很大的蓄水池，把水引进各家各户的水缸里，灶台边。从此结束了大家抢水吃的历史。现年近耄耋之年，仍身体健康，每日能渴点小酒。每当茶余饭后一大家子人聚在一起摆龙门阵时，父亲也时不时的插上几句，谈到他的过去时，神情总是充满自豪，他回忆到，刚解放头几年县里还不通公路，那年丰（都）石（柱）公路通车典礼时还是他在前面引路压的道。
上一代人根本不知道汽车是什么摸样。我的祖父为了看汽车和见他儿子一面，天不亮就从老屋用自制的布口袋背上干粮步行十多公里远，坐在公路边等我的父亲，等了一天，连一个汽车影子也没有见着，待太阳快落土了才悻悻的往回走。那年头，就连县长.书记要下乡，都要头一天打招呼，给他在驾驶室留个位子。他还回忆到当年的汽车不像现在这样舒适豪华，驾驶室没有顶盖，只有前面一块挡风玻璃，周围是用铁丝捆绑的木架子，而且数量有限，当时XX队要管周边几个县的客、货运输任务。说到这些呀，他很失落的说，开了一辈子的车，连一段高速公路也没有开过。
由于工作的特殊性，那时父亲休假的时间并不多，一但父亲休假回家，X教坝族上的几个长辈，如X柱、X权、X晏等叔伯们（都已作古）就问大姑家的大表哥，你家幺舅回来否？待他们收工后，相约就一同来到我家。每到这时，我就拿上军用水壶到街上去打一壶酒，供销社的人一看我拿着水壶不用问就知道我父亲回家了，那时打酒要酒票，割肉要肉票，穿衣要布票，吃饭要粮票，总之，一切工业日用品都是计划供应。供销社的职工都很熟，我们要买东西一般都是后门进后门出。家又离公社、街上很近，公社干部和供销社的人，在喝酒时常常是不请自来。那时我母亲把好吃的诸如腊肉之类的稀奇货平时积攒下来，自已不吃，待父亲回家时备用，并备上一锅石磨豆花及小菜若干。回想起在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他们几兄弟偶尔在一起，拉拉家常、喝点小酒，比过年还舒坦。待他们酒足饭饱、拉一阵家常后，出门时大家就顺手在路边扯一把干稻草做照明，高一步、低一脚地各自回家睡觉去了……
我的母亲
母亲一直担任大队妇女主任长达三十余年，在我的记忆里经常是参加公社、区里、县里的各种会议，那几年县里一年一次的人代会、妇代会、党代会都少不了她。她目不识丁，但为人豁达、洒脱。在外人眼里，我们兄弟姐妹全靠大爸（伯父）、细爸（伯母）他们拉扯带大的，两家人像一家人似的。的确也是这样，母亲在世时我们一提到此事，她老人家还不高兴，好像她受委屈了。
在我出身后的第二年，母亲又生下大弟，在母亲满月后家里在大爸、细爸的打理下修造了三间二楼一底的土墙大瓦房。我想，六十年代初在农村能修造这样的房子是不多见的。小时不懂事，记得有一年冬天一家人围坐在堂屋火炉边烤火，父亲也回家休假来了，由于开间大，加上从瓦沟里吹进来的寒风，前面烤死人、后背像泼冷水，我就生气地说，为啥修这么大的房子，像城里那样修多好，面积小一点，利用率也大。父亲很不高兴的说，你有本事，以后自己修一栋房子给我看看，当时问得我哑口无言。
后来，在我长大了才知道，其实在农村办红、白喜事，有这样一栋宽敞的房子和一块石地坝，人们是很羡慕的。记得八十年代初，族上一长辈家里有点积蓄，想盖房子，几次到我家，用脚丈量开间大小，后来他家房子修好后，比起我家的房子看起来要矮得多，而且地势没选好，在落凼里。每当我隔三岔五的回老家，看到那2、3米长的大条石基脚、石柱头，还有那用大圆木做的领子时，当初是很费劲的。听说盖房所需的木料全是从一个名叫鸡公岭的大山里砍伐的，一棵枫厢树改成大门方和几间房的窗户还有余剩，我细爸他们天不亮就将蒸好的蒸子饭背到砍伐地，供下力的人们中午食用，坡邻坎下能下力的壮劳力都为我家修房出了力，当时没有任何交通运输工具，全靠一双肩膀子，从高山搬运回家，可想，要用多少劳力啊！
听父辈们讲，那时谁家搞修房造屋，都是义务帮忙，不像现在经济时代，讲承包，开工钱。但主人家要管帮忙的三顿饭。一般没等天亮主人就把早饭做好了，就出门站在比较高的地势催促帮忙的人早点出门来吃早饭。早饭一般都是干大饭，人称它“帽儿坨”，用木头挖的勺子，盛饭时扣在碗里，就形成了比碗还高的圆圆的、像人的帽子。菜不多，冬天，是干青菜兑米汤和几个咸菜，米很少，大部分是包谷面与大米掺合在一起，干力气活的人吃了很耐饿；中午饭要丰盛一些，有肉吃，有白酒（老白干）喝，有的人特地把自家的小孩也带上一块打牙祭，还有的自己少吃几筷子，用菜叶子把肉包好，晚上拿回去给家里老人或小孩吃，那时的红、白喜事吃席的人也常常如此；晚饭一般和早饭一样，只是主人家要拿酒出来喝，下力的人一般都能喝酒，不喝酒的人很少。还有一个规矩就是上午和下午都要“过午”（加餐），主人家在上午十点和下午四点左右都要准备吃的，有时是一人一大碗面条，家庭好的在面条里加上一点煎鸡蛋，有时是搓一碗小汤圆，但不是糯米做的，而是白包谷做的，俗称糯包谷，吃起来口感好，也糯、很白，看起来与糯米一样。算起来一天要吃五顿饭，但主人家一点也不嫌麻烦，总是笑咪咪、乐哈哈的。农村修房造屋是人生的大事，干了番事业。都是几年甚至是一辈子的积蓄，也不怕下力的人吃多了，他感觉下力的人很辛苦，都是亲戚或左邻右舍的，特别是舂墙的几个师傅要下大力气，一人喊号子，其余的几个跟随号子的节奏双手握着对棒，上小下大，呈方形，用力地舂，目的是把泥土夯实，一板完工后，大师傅负责提板、二师傅负责取“油子”和绳子。说到这里，堂哥经常调侃道，在七十年代坎脚（下面）院子小地名叫油房的彭志合家造房子，那时生活也不好，上顿下顿都是吹火药角（吃包谷面饭），但他那几个野舅子（不是亲的）舂墙很卖力，人们从很远的地方都能听到那舂墙的咚咚声……。
小时过端午节，一般大人们都要有所准备，但那时农村不兴吃棕子，端午节农作物小麦正好收进了仓，队里按每家人口多少和出工的工分给每家分一点小麦，余下的都交公粮。每到这时，母亲总是不忘要改善生活，提前几天就给面房的师傅打招呼，给我家留点上等的面粉，那时我记得一般到两个地方去背，一处是X教坝，师傅是族上的我叫他六爸，早已作古；一处是岩脚，师傅姓刘，我管他叫大舅，端午节这天，要炸麻花、包饺子。我的大女儿每每回忆起她奶奶包的饺子时，总是赞不绝口，真好吃。那时农村七天或半月才赶一次场，逢节不赶场就没有鲜肉吃。诸如现在的冰箱、电视等，一样家电也没有，只好把腊肉拿出来做肉馅，面皮都是自家做，很大，包的饺子3、4个就把小碗装满了。
现在到乡下，看到各地的粮库都是空的，一是改革开放粮价放开后，市场很活跃；二是农民不交农业税和公粮了；三是粮食系统改制，一部份人买断，一部份人下岗，当年那排队交公粮的场面不复存了。小时候老家族上的那个我们喊爹爹的老队长，不识文化，写不起字，我上小学时还叫我当了几天记工员。每到交公粮时很积极，而且听父辈们讲大凡公社开支书、队长会，一但上面要求报产量时，他很积极，而且多报，其它队的队长对他这一做法很无奈，邻队的队长就要狡滑些，社员家里也多了一些实惠。我们队每到正、二月家家都闹饥荒。由于交公粮积极，每每公社、区里开表彰会时，他回家的肩上总是沉沉的，上级奖给队里的大锤、二锤、钢钎等工具，而且木把上和他的胸前都系上大红花，神气极了，同时也看到邻队瞒报产量的队长也同样胸前、木把上系有大红花。
在我的记忆里，老家一年四季都缺水，就是六三年盖起的那三大间瓦房，当时听老人讲，请了会看地的先生，说那块地好，我父亲说，原先是一块地，我的祖父用一种很坚硬的杂树即青杠树根作大锤和雉子，硬是把一砣大石头开凿成条石，砌成堡坎，改造成一块良田，解放后分田地时就把那块田分给我家祖上。在祖父那代人就打算盖房子。在离瓦房很远的一个堰塘边才有一口水井，也是仅有的一口水井，供上下三个院子的人吃，我们家的水桶用铝皮打的比邻家的桶要大，大家都是抢水吃，不打大点就吃亏了，但挑起来人又吃亏，而且每到晚上大家都把水桶拿到井边去排队，有时要等到深夜才有一担水，有时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偶尔碰到好运气能挑一两担水，我们家住最上面，一抬头就是上坡，小时担水都要在半坡休息一会再担回家。那时一般都是堂哥和姐姐他们担水，现在一提起这档子事，他们都是以家里的功臣自居，我看，的确也算是功臣。每谈到家里的功臣时，姐姐就强调，我们当弟妹的不要把这么两个人忘记了，一个是大姨家的X姐，大姨和大姨父都死得早，她小时一般都在我家，挑水、背柴的重活她干得最多，再一个就是二姨家的XX大姐，都命苦啊，现在都60岁的人了，按理说都该享福了，但处于农村，条件还是要差些，而且小的大都出去打工了，又得干农活，还得照看孙子辈，看上去比实际年龄苍老许多，苦啊！每到春节回老家，我们都要给他们一些钱物，心里才踏实，但他们总是在我们临行前把家里平时省吃俭用下来的土鸡蛋、土特产之类的东西给我们捎上，常常是把车子装得满满的。
我的伯母、伯父
我的细爸即伯母，娘家是龙河沟那边的，小地名栗子湾的堰塘上，姓彭。在农村女人堆里算是一位美女了，不但人样子好看，而且身材修长，勤劳而善良。我在想，当初我大爸能娶上细爸这样的人，是他三生有幸。我们家孩子多，我小时候大多时间都是与他们一道吃饭、睡觉（因大爸家只有堂哥一个孩子）。逢年过节常常随他们一道走人户（探亲），那时栗子湾还不通公路，要步行二十多公里，下到山脚龙河边名叫拔子堂的地方，然后摆渡过河。其实她娘家也没什么亲人，一般走三户人家，一处是小地名叫堰塘上，她的一个远房侄子；一处是腊猛岩，也是侄子辈，但每次去他们都很热情，而且很尊重他们，晚辈们总是姑爷前、姑爷后，老子（姑姑）长、老子短的问候不停；在栗子场边那一家是她唯一的一个长辈，是族上她的幺叔家，他家是一个一楼一底的土墙瓦房，在我的记忆里，他家陈设如床、柜子、凳子之类很古朴，屋内屋外总是打扫得干干净净，人特别贤惠。每年去拜年，总是把他家作为最后一站，晚上在他家住上一宿。他家有二女一男，我分别管叫他们大姨、舅舅、小姨。记得小时在他家的相框里看到大姨父在文革时搞串联、在北京天安门前穿着军装照的相片时很是羡慕，特别是我在上初中高中时，舅舅比我高两级，对我关爱有加。在我结婚有了女儿后，有一年春节，带上爱人和女儿特地到他家拜了一个年，记得那天下了很大一场雪。另一年春节，我的舅舅听说我要去，特地一大早跑了几公里下坡路，赶到南江大桥接我，不知是为啥，那天我没去，让他很失望，在他返回时，特地在大桥墩上放了一支烟，烟咀朝我老家的方向。这是他后来亲口告诉我的，后来他当乡文书、乡长，进了城。每当我回忆起这个事呀，心里很内疚。由于后来我出去工作了，加上姥姥他们年岁过高，他们随小的一块过日子，也没在老家，我也就再没有去过了。
我的细爸是我们家至亲长辈当中最早一个离开这个世界的人，去世的头一年，她感到身体不适，吃不下东西，那时家里条件不太好，姊妹多，只有姐和我参加了工作，工资很低，记得当时我每月只拿三十多元钱，姐姐在邻县一个区里工作，在病中，她牵挂我姐姐，背上小孙女去她家耍了几天。她回家说，你姐姐总是想法给她弄好吃的，但我胃口不好，想吃吃不下去。那时她老人家很溺爱我们，每当她上街回来，总是要买点好吃的，身上再没钱，也要花上五分钱买一杯瓜子回家给我们每人抓上一点点。同时也是一个很喜人客的人，记得有一年大爸过生日，她娘家拖儿带女来了一帮人，生日那天，人不留客天留客，刚吃过午饭，老天爷也不长眼，突然下起大雨来，一直下个不停。在那个吃了上顿没有下顿的岁月里，真把她弄得没辙了，晚上煮什么都没着落，只得不露声色的出门去到邻居家借来几升包谷才解了围。在我和姐姐读初中.高中时，因学校在离家很远的名叫天竺寺的那个地方，那学校办学历史悠久，校舍内处处是月季.水仙.美人蕉等花卉植物，常年鲜花不断。苍松.古柏环抱四周，是一个幽静.育人的好地方，只可惜偏僻了一点，且交通不便，后来坼了搬到了镇上。每当我回到当年的学校旧址时，已是面目全非。每到周末，她老人家总是期盼着我们早点到家，不时地向外张望，有时她站在地势较高的土堆上目视着远方的小路……每每回忆起来，心里总是感觉暖暖的！
大爸即伯父，是在我的大女儿出生的那年，即1985秋天去世的。在病中他老人家常常便血，血小板、白血球下降严重，眼看人一天天的消瘦下去，饭量也减少。那年刚刚稻谷收仓后，他告诉我母亲，要到县医院去看医生，就独自一人到了县城人民医院，医生诊断为直肠癌晚期。随后堂哥也前往县城，没过几天，就传回消息说他老人家不行了，要接他回家。记得那段时间雨水特别多，那天下着很大的雨，就有人带信说叫家里派人到石板水去接人，那天我和母亲在家，就立马叫上院子里的邻居赶往石板水。在公路边的一间原先用来榨桐油的土墙瓦房里，只见稻草堆里有一件旧的军大衣盖着一个人，我心里就明白了，我的至亲大爸从此与我们永别了，顿时我的双眼模糊了，泪水不停的往下流。不一会，堂哥就来了，他说刚才到上面院子买火炮（鞭炮）去了，他说，他们是坐的班车，路很烂，一路颠簸，他抱着大爸，他老人家不停的问，到家没有，还有多远?我想，这是一个人在他生命终结时的最大愿望——回家。
他的前半生，我不甚了解。他能识字，记账，还会打一手好算盘；他的后半生，曲折多难。
六十年代中期，那场史无前例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开始了，那时的地、富、反、坏、右（时称五类分子）是没有好日子过的。大爸他一不是地主，二不是富农，三不是反革命，为什么每次运动来了，他总是与那帮人一道遭批斗？原因是在解放前，他当过一段时间的伪保长。据他老人家讲和县党史办编写的回忋录中得知，他是族上长辈廖子良（川东南岸地下党负责人，1931年任中共丰都县委书记）派他打入敌人内部为地下党工作的党内外围先进群众。就是为这件事，有的人把私人之间的恩怨借机公报私仇，有的拉帮结派肆意整人。那时一到运动，队里的有几个人就拿着绳子把我的大爸楸去批斗，我大弟回忆道，有一次到邻村去批斗，大爸背上他一道去。我想大爸的心计是带上孩子，不遭捆绑，少受皮肉之苦吧，但大运动一来，全公社的人聚集在操场或会场里，先是所谓的广大革命群众呼口号，背毛主席语录，跳忠字舞，把场子的气氛营造起来，随后是大会主持人扯破嗓子高喊道把地、富、反、坏、右分子带上来。这时只见从侧门里或走道上看到所谓的坏人们被两名身背半自动步枪的基干民兵推着，押上主席台，然后很粗暴地像抓小鸡式的提上专门设置的一排高凳子上。这时你会看到有的“坏分子”的一只鞋在推押过程中被丢掉，有的嘴角边还在流血，有的衣服被扯破…….台下的人还疯狂地向他们投脏物。可能是那段不堪回首的往事，大爸的脸上总是带着忧郁的神情。即或是遇到开心的事，也只是淡淡的笑一笑，真是个苦命人。在我的脑海里，大爸头上常年系着一条白帕子，典型的南方老农形象，很像画家罗中立的油画《父亲》中的形象。天生兔唇，要是在现在可以到大医院做手术。
从老家的遗留物中，大爸他在民国时期也是个能干人，有织布机的石墩，印花用的模板等，为了生计，他老人家常年奔波于磨刀洞、(茶元、太平坝)都督村、(都督) 花地头、(棣棠)之间，与当地富商交往甚密，进行商贸往来，将山里的诸如桐油、生漆之类的山货运出，然后将外河的食盐、大米、面条等山里紧缺物品运进山去，那时族上一长者与伯父一起做生意，一次，他对大伯讲，有很长时间没打牙祭了(吃肉)，大伯告诉族上长者，只要跟上他，包你有肉吃！从这个小事可以看出，我大伯当年在花地头的人缘还是不错的。上世纪七十年代，常有磨刀洞的旧友在冬腊月就将米豆等山货用羊叉(山里人用木棍制作的运货工具，扛在肩膀上，像山羊角，故名羊叉)扛到我家并小住几日，晚饭后，一大家子人围坐在火炉边，一边烤火，一边听他吹聊斋、会声会色地讲《说唐传》里薛仁贵征东、薛丁山征西的故事, 在我长大后,专程到新华书店买了一本《说唐传》来阅读,但总感觉没有他口述的那么精采)待他回转时，大伯和母亲他们就将面条等山里稀奇货回馈给他，拿现在的话说,叫礼尚往来，以货易货。解放后，因大爸没有出去工作，一直在农村务农，也不是正式地下党员，如果当时他出去工作了，他晚年就好过了，应该享受离休干部待遇。几次想写材料为他鸣不平，但反过来想，没有多大实际意义。后来，组织上也给他有个公正的结论。
同村与他一道干革命的族人廖XX，解放后划成份时把他家划为地主，其实他家就是有几亩田地，有一栋土木结构、楼上带走道的吊脚楼，当地人称新房子。的确，在解放前，拥有这样一栋房子的人是不简单的。他祖上也是贫苦人，靠为别人背脚（现在的棒棒）谋生。
有一年的冬天，他进城在长江边码头溜达，突然，一船老大喊道：“廖XX，你还不把你的货背走，我要开船了”。他心想我一个下力的，哪有什么货在你船上，最后在船老大的一再催促下，他犹豫了一会，就到街上叫上几个人，把那批货连夜背回了家，到家打开一看，全是织布的棉线，据老家上点岁数的人讲，其中一个包袌里面还藏有大洋。就这样，增制了织布机、印花机、染料等，开起了作坊，拿现在的话说，就走上了民营手工业发家之路。印证了“人无外财不富，马无夜草不肥”这句古话。
在那个年代，挨整、遭批斗是很正常的事，很多党和国家领导人都没逃过这一劫难。这个例子只是说说而已。后来在八十年代，摘掉了“地主”帽子，他的后人也找了组织，在有关历史文献里记载他是正式的地下党员，当时入党介绍人还健在，但那个介绍人组织上找他核实材料时说话太不负责任，说那个时候是几个人在山洞里念的咒（我想就是现在的入党誓词），加上解放后也没出去工作，就是政策落实了又有哪个单位认帐、按月发离休工资呢。曾经我看到过一篇反映西路女红军战士在长征途中被敌人打散打伤的报道，后来大部分嫁给当地农民，那里又是欠发达地区，她们的晚年生活很凄苦。
我认为一个人一生最大的痛楚莫过于在短短的几个月里相继失去两个至亲。真是应了人们常说的那样，好人命不长，他们都是在六十多岁时就辞世了。每当我回忆起他们时，心里很沉重。姐姐有时问道，要是他们二老还健在，我们会怎样对待他们，我总是不睱思索的回道，我会善待他们的，尽到一份应尽的孝心，只要他们愿意，会把他们接到身边一块过日子。
我的外公、外婆
说到这里，不得不提一下外公家，外公家在离我家约一里远的河对面小溪沟上，名叫刘家沟的地方，在我很小的时候，外公外婆就去世了，两个舅舅，大舅、大舅娘也相继去世多年，幺舅、幺舅娘前几年随老表去了福州，平时也很少联系。那条溪沟常年不干涸，他们不缺水吃，在他们屋后有一股“龙水”。每到春雨过后，在很远的地方就能听到溶洞里发出的流水的轰呜声，那时大舅妈、胜才老表常常在中午或下午收工后，总是要挑一担水或背上一筐猪草到我们家，每到这时母亲总是要挽留他们吃顿饭后再走，但他们总是在母亲煮饭的空隙拿上农具到房前屋后的自留地里帮我们干一些农活。大舅、幺舅两家都是本分人，只有幺舅逢年过节到我们家喜欢多喝几杯酒，有时母亲礼节性的在席上劝他要喝够，他老人家总是说不喝了，不喝了，但吃完饭过一会，他老人家就会向母亲开口了，幺姐，给我倒点酒喝。有时父亲在场就要当面数落他几句，他只好把头放得低低的。每次总是在幺舅娘的再三催促下，等到夕阳西下时才不舍地离去。有一次听幺舅娘讲，幺舅在走时，开口要母亲给他倒点酒喝，可能是喝高了点，走起路来脚像踩棉花，而且背着他的孙子，到家时，要经过那条小河沟，当时天已渐渐地暗了下来，又下了点小雨，加上喝了点酒，脚一滑，不小心掉进了河沟里，把小孙子的衣服都湿透了。我想，当时回到家，少不了要遭到幺舅娘的一阵埋怨。写到这里，也该有个了结。的确，每个人的童年时代都有讲不完的趣事，都有不可忘却的往事，但回想起父母一生操劳，膝下养育了三男三女，实不容易，现都已长大成人，都建立了幸福美满的家庭，且四世同堂，其乐融融。这不得不证明父辈们和睦相处，妯娌间团结友爱，相敬如宾，对待子女呵护有加、在老家被人们传为佳话的事实。
在端午之夜，谨以此文和水墨画，献给大家分享！并告慰已辞世多年的、我深深怀念的、远在天堂的父亲、母亲、大爸、细爸他们……
庚寅年端午之夜 于灯下
（转载于2010年6月 国画家廖小云 新浪博客 略有删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