登录/注册后可查看大图（摘要：解决收入分配失衡的问题要保证两点：第一是机会公平，第二个，要保证“富不过三代”。这里所说的“富不过三代”是指这个社会结构不会固化，这样才有奋斗的动力。
怎么做到富不过三代，就是遗产税。）
一分为二看“刺激” 新京报：有种说法是宏观调控带来了一个新型的“经济周期”，你怎么看？
刘胜军：过去历史经验表明，比如说西方唱衰中国的时候，中国总能够绝地反击把经济再救活，我想中国还是有这个能力。
但是对调控的负作用确实要重视。以2008年的4万亿经济刺激计划为例，你不能对它要求完美。从当时的情况来看，4万亿计划确实有它的合理性，但是为什么4万亿计划会引起这么大的争议？很多主流经济学家持反对或者批评的意见。其实是大家没有把这个问题区分开看。区分开就是讲在做一个决策的时候，不仅要考虑要实现的效果，还要考虑到决策会引起的连锁反应。
新京报：经济刺激会引起什么样的连锁反应？
刘胜军：最大的连锁反应就是地方政府推出差不多有10万亿的刺激计划。
我们知道在中国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最难解决的问题是体制性的问题——“一管就死，一放就乱”。为什么会出现这个问题呢？就是因为社会上有很多不是真正意义上市场经济主体，比如说地方政府、国有企业，包括我们原来在90年代的银行也不是真正意义的商业银行。这种情况下它做事情往往不需要考虑后果，就会导致我们经济过冷或者过热，这是我们经济周期起伏的一个体制性的根源。
原本以为通过这么多年的改革，已经解决了这个体制性的问题，但是到今天各地接二连三的万亿级别的投资计划告诉我们，这个体制性的隐患还是存在的。地方债的问题从根子上讲还是银行的配合，因为地方政府是没有钱的，这些钱都是银行的信贷。在这一轮扩张中，你看银行信贷的增量图，2009年、2010年突然爆发。再看这两年外资银行的信贷情况，贷款规模不仅没有增长，有的还在收缩，和中资银行形成了鲜明对比。
“花钱”常伴随着寻租 新京报：外资银行的信贷投放能说明什么问题？
刘胜军：外资银行是以风险为导向，知道在这样大的刺激过程中，可能会有很多低质量项目出来。中资银行考虑问题不一样，中资银行做事情保证这件事情是“政治上正确”的，其他事情并不重要。
每一次经济刺激计划，对于一些地方政府、国企、银行而言，就是一次花钱的机会。花钱的机会意味着什么？意味着腐败的机会。每一次花钱的过程，特别是地方政府和国企掌握这个资源，投资的效率和体制损耗非常大，这里面寻租空间是巨大的。这是我们目前经济面临挑战的根源。
新京报：当前经济增长放缓与经济刺激存在因果关系吗？
刘胜军：“花钱”失控的后果是什么？后果就是通货膨胀上来了，地方政府债务失控，房价再度飙升。在这种情况下，又倒逼决策层采取急刹车，例如一些高铁项目暂停，银监会开始整顿地方融资平台债务、房地产调控……这一轮组合拳下去，通货膨胀是下去了，但是经济也下来了。
为什么经济会下来？这就回到我们中长期问题，中国经济是高度依赖投资的。中国投资率在2010年达到49%，也就是投资占GDP的比重。这么高的水平在全球世界经济史上都非常罕见。因为这么高投资率，加上这一轮急刹车又是在打击投资，所以我们经济开始下滑。
在政府投资中，需要注意两个问题：第一，经济资源总是稀缺的，经济学研究的就是稀缺资源的配置问题，假设政府有10万亿，在短期内应该怎么去花这个钱。不是说修地铁、高铁应不应该，而是说有没有更应该花的项目，如教育、医疗、养老。
第二，任何一个事情都要考虑它的成本。例如高铁项目，如果以市场方式去做，成本会不会更低一些？当然，我只是假设，因为没有办法去验证。但是这是我们必须思考的问题。
经济转型需先打好基础 新京报：我们常说“经济转型”，你认为要如何转？
刘胜军：其实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和世界银行[微博]发布的报告《中国经济2030》，对中国经济做了非常深入和全面的诊断，提出了非常可行的药方。
经济转型意味着什么？简单而言，就是两句话，从投资到消费，从制造到创新。
我们先看看从制造到创新。企业家为什么不去创新？政府手上掌握资源太多了，政府能够控制项目的审批、控制IPO、控制很多产业的补贴、控制大量土地资源。在这种情况下，企业家更多是关系导向、资源导向或者机会导向，而不是管理和创新导向的企业家。这个问题不能怪企业家，要怪我们的市场环境出了问题。
还有一个问题是生产要素价格的扭曲。主要体现在土地、资金、劳动力、环境，这些价格都被扭曲了，都被压低了。
比如说资金，尼古拉斯-拉迪做过一个计算，从2004年到2010年中国一年期银行存款的利率减去通货膨胀率是负的。这意味着谁贷款谁占便宜，所以企业就去拼命借钱投资。此外，环境污染的成本很低，劳动力价格或者说劳动力保护的成本也被忽略了。这意味着中国企业享有扭曲成本优势。
很多企业诉苦说汇率升值了，国外形势也不好，日子很难过。在我看来，这些日子难过的企业，十年前就应该被淘汰。因为它没什么技术含量，有的就是通过污染环境来降低成本。转型意味着优胜劣汰，这些靠污染环境、扭曲成本优势生存的企业不应该存在。
经济转型第二个问题就是从投资到消费。要解决这个问题需要先解决“分蛋糕”的问题。我们的蛋糕越来越大，但是留给老百姓的份额是在逐年下降的，这个就是扩消费面临的一个核心挑战，一方面要鼓励老百姓消费，一方面把钱都拿走了，老百姓怎么去消费。所以说收入分配改革是在未来十年经济转型中所必须面对的一个重大课题。
推出遗产税刻不容缓 新京报：收入分配改革是当前的一个热点，你怎么看？
刘胜军：收入分配失衡要解决的关键就是房价问题。现在白领基本上出现贫困化的趋势。一个社会要想稳定靠什么呢？要靠中产阶级。但是我们现在的趋势就是中产阶级的赤贫化或者白领的贫困化，很多中产阶级在大城市，买不起房、结不起婚、养不起孩子、看不起病。为什么会有这个问题？其实很重要就是房地产的问题。
此外，
解决收入分配失衡的问题要保证两点：第一是机会公平，第二个，要保证“富不过三代”。这里所说的“富不过三代”是指这个社会结构不会固化，这样才有奋斗的动力。如果永远奋斗都不能成为有钱人，那还奋斗干嘛？怎么做到富不过三代，就是遗产税。
美国的遗产税率是45%，这样遗传三次，到后代那里已经剩不下多少了。政府拿到这个钱又可以帮助穷人，还可以提高大家创业的积极性。我们看到美国很多企业家主动把钱捐出去，因为他知道我不捐也要被收走，还不如把它捐掉。看一下我们的企业家，他们都把财产给自己子女，股份都已经转移了。这个财富是非常惊人的，这些财富如果都逃掉45%税的话意味着什么？我们失去了非常好的纠正社会收入分配失衡的机制。所以说出台遗产税已经是刻不容缓的事情。
行政手段难抑房价 新京报：刚才讲到房地产的问题，能深入谈一下吗？
刘胜军：中国房地产的问题怎么产生的？第一个原因是货币政策。中国M2的增长速度是惊人的，中国M2占GDP的比重远远超过其他国家。在2008年到2011年全球新增M2当中，中国就占了50%，你可以想象这么多钱砸下去意味着什么？意味着要么通货膨胀，要么资产膨胀。如果把通货膨胀压住了，这个钱去哪里，钱要去炒楼市和股票，因为它没地方去。一方面到处撒钱，一方面又说这里不能涨价，那里不能涨价，这是不符合货币经济学的常识的。
第二个问题，房地产的问题是一个收入分配失衡的问题。这就意味着通过行政性的打压措施是解决不了问题的。我们目前的措施导致大家陷入观望，带来的后果是房地产市场冻结，结果是没有人去建房子了。这样一个政策只能是临时性的，因为它不可持续。然而政策一松动，需求又回来了，因为钱没有走，只是在观望，但是你房子没了，因为这两年没有新的项目。接下来房价会再次拔高，没有办法，因为钱没有地方去。我们目前解决问题都是靠硬性去压，而不是去疏导，不是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只有两个办法，一个办法是要管住货币，另外一个办法就是要实现社会分配相对合理。一方面是拼命的盖房子，另外一方面我们盖了房子被一些官员藏到自己怀里去了，这个房价能打下去吗？
改革动力来自民众进步 新京报：你的微博名称中有“改革”两个字，你期待下一轮经济改革怎么改？
刘胜军：政府体制本身的改革是下一轮改革的核心，看起来是央企改革，但是央企我们知道它不是企业，它本身就是政府的一部分，所以说很多下一轮经济改革的核心，都是一个政府自身的改革。
其实改革就是利益的重组，就是如何切蛋糕，但谁也不愿意成为利益受损，所以这样改革体制的设计就会非常复杂。
从另外一个方面来讲，我们也有积极的一面，改革到今天为止，我们主要的障碍已经不是意识形态的障碍。在今天，中国民众的思想已经有了非常大的进步，特别是说我们在这样一个信息化充分开放的互联网时代，这些因素都是社会改革或者前进的积极动力。
同题问答 新京报：中国诸多经济学家里，你最尊敬的是哪一位？
刘胜军：吴敬琏。我想很多人可能都会选择他。因为吴敬琏是中国经济的良心，他能够抛开个人的利益，从对国家经济负责的角度去思考问题，并且把这些话说出来。
新京报：2012年经济运行到现在，有没有让你觉得有意外的地方，为什么？
刘胜军：经济的持续下行。
新京报：在市场层面，你认为最近哪一项改革比较值得期待？
刘胜军：我觉得政府应该做的马上就可以做的就是减税。我们说每年年底财政突击花钱就超过1万亿，与其浪费不如把钱花给老百姓，让老百姓去消费。另外一个，就是打破垄断。
新京报：未来十年你认为哪一个行业具有投资前景？
刘胜军：很难说到太具体每个行业，从大的角度来讲，医疗产业的前景会非常大。
